堂子，北京巫师举行仪式的地方

一、堂子的由来

满族入关后建立了清朝，作为女真人的后裔，满族独特的民族宗教萨满教也随之入关，并在清初占据了重要地位，甚至一度被称为“国教”。

萨满教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来信仰的宗教之一。萨满教的教士即“萨满”，是人与神​​沟通的媒介，也是许多早期女真部落和其他民族部落所尊敬和信任的重要成员。其作用类似于智者、先知或民族导师。

国都巫术聚集的地方，不是庙宇，而是“堂子”。“堂子”满语读作“堂子”。“堂子”是满族及其祖先女真人供奉牌位、档案，祭祀天神祖先的地方。祭祀堂子，《清史稿》又称“仪（Yì）堂子”、“拜堂子”，是清代重要的国家礼仪。《满族实录》中有太祖努尔哈赤祭祀堂子的记载；乾隆年间重修《太祖高皇帝地实录》时，对此文字作了更多的阐释。如图所示，对应满语“仪庙”和“仪堂子”。节选的堂子以红色字显示，满语读作“仪庙”。

△堂子的满语

早期，女真各部落的姓主（满语称穆昆达）居住的地方，都装饰着一种叫做“恩都里宝”（恩都里，满语是神的意思）的包裹。后来，随着人民日益富足，生产力不断发展，包裹就被放在一个盒子里，这个盒子就叫“神盒”。每逢重要节日，或者需要为部落判断、选择重要方向的时候，都要恭敬地请来“神盒”，由巫师为部落祈福。早期，随着部落的迁徙，“神盒”也随之迁徙，出现定居生活后，神盒就被放在固定的房屋里。这个房屋就是“堂子”。

△残存的萨满文化

史料中关于女真族堂子的早期记载比较少。据说明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误杀。此时的努尔哈赤还不敢对明朝进行报复，只能寻求建州左卫土伦城城主尼堪外兰的帮助，希望明朝看在城主的面子上，得出一定的结论。但明军自认为已经解释多次，认定此事纯属误杀，并给了努尔哈赤“圣旨三十道，马匹三十匹”。努尔哈赤进一步的要求也显得不合理，并声称支持尼堪外兰，“我助尼堪外兰在甲坂筑城，立他为你们满洲之主。” “于是百姓信了，纷纷归尼堪外栏”，“商朝宁古塔氏族的先民（指努尔哈赤）的子孙，到堂子来结盟誓，也想害商朝归尼堪外栏。”这里就提到了“堂子”。

殿堂是存放“神盒”的重要场所，是“神盒”由游牧变为固定的结果，也成为各部落祭祀祖先、神灵的场所。

2.进海关后的“塘子”

顺治初年，随着清军入关，萨满教传入北京。庙内早期祭祀仍沿袭东北时期的现状和要求。详情如下：

1.位置相同。

北京的堂子位于故宫长安左门外，御河桥东侧，与图中盛京堂子的位置大致一致，盛京堂子位于京城东部。

△ 大厅位置关系

2.规定相同。

《清史记》记载：“顺治元年九月九日，在玉河桥东建殿。……有祭殿三间，有回廊，面阔五十三尺五寸，进深三十三尺，檐高十二尺六寸。有八角亭一座，周长二十六尺五寸，檐高十七寸。有存旧供神之屋两间，面阔十七尺，进深十五尺五寸，檐高十尺。有殿门一处，面阔十三尺五寸，进深十五尺，檐高十一尺二寸。有八角祭神亭一座，周长二十二尺，檐高九尺四寸。有祭神亭三间，有回廊，面阔五十三尺五寸，进深三十三尺，檐高九尺四寸。门，宽四十尺，深二十尺。檐高十八寸。……墙外有神厨三间，宽三十五尺，深二十尺，檐高十尺。”

如图所示，北京的殿宇仍然保持着沈阳楼阁式殿宇的风格，而《御制满族祭天大典》与《御制盛京通志》的对比中，无论是建筑风格，还是建筑的规划布局，都具有同样的特征。

△ 馆规

3. 参加祭祀的人一般都是相同的

参加祭祀的除了皇帝和满族爱新觉罗氏，还有蒙古王公和汉族大臣。《清史记》记载：“崇德元年，定每逢元旦，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副都督以上，以及外国藩王到殿上焚香，行三跪九叩之礼。”

4.祭祀中仍保留有萨满舞和歌唱的习俗。

萨满教活动是堂子的主要活动，直到嘉庆年间才最终废除。

△ 萨满教中的教士——萨满

3. 妓院的兴衰

堂子清初入京，至乾隆年间达到顶峰。乾隆元年，清廷编纂《大清通礼》。乾隆皇帝为了让满族子弟熟悉满语、善于骑射，随后整理了满族的大量传统习俗，最终编纂成《满族祭神祭天礼》。乾隆皇帝还颁布了如下诏书：

我们满族人生性虔敬，诚心诚意，敬天、敬佛、敬神，十分重视礼仪。但各姓氏不同，礼仪皆依习俗。凡祭神、祭天、祭灯，略有不同，但要点相差不大。至于我们爱新觉罗氏的祭神，从宫廷到王公大臣，都很重视祈福的话语。但过去掌管祈福的人，都是出生在此地，自幼学会本族语言。凡是祭神、祭天、祭灯、祭神、祈福、祭猪、驱邪、祭田神、祭五谷神、祭马神等，都考虑周全，编撰吉祥话语祈福。后来，掌管礼仪的官员，都学国语，互相接纳，祷文的原词和读音渐渐混乱起来。不但脱离皇宫的诸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字不同，就连皇宫里祭祀神天的祷文，也与原词和韵文不符。若现在不改正，记录在书中，恐怕日久错漏会越来越多。所以，我下令诸王大臣，分头认真审编，并画出祭祀器皿的形制，陆续呈上来，由我亲自检查定夺。凡与祷文不符的字词和韵文，我都会请长老或乡亲们改正。至于器皿中的楠木等物品，没有国语，只好用汉文念诵。现在我已把它们翻译成国语，编成六卷。我希望满族祭祀的传统习俗能永远延续下去，也希望我尊重祭祀仪式的初衷能得以实现。这本书完成时，书名叫做《满族祭祀天神仪典》，并列出了所有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和大臣的名字。

清朝皇帝和满族文人都在为本民族的祭祀仪式寻找依据，附加上古代或传统的仪式，并以此为荣。乾隆皇帝认为，排旗之礼是古代军事礼仪“祃”：“打仗，国家大事，故遣将，必先有殿中事，与祭祀之义相近。排旗行礼，即为祃。”钮祜禄《满族祭天神仪》序言认为：“我们满族的祭祀仪式，其实与古代祭祀五神的仪式意义相一致，真至纯至诚。”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秦火葬儒生”使得古礼“于公不行，久已失传”，而满洲遥远，未受其影响，“故古法仍依满洲礼仪而存”。持此观点的还有真君、昭濂等人。真君认为“满洲近于高丽，此实为三代遗风，由箕子而传。”昭濂认为“堂子实与古明堂诸神祭祀制度相一致，仍沿袭古礼。”“凯旋之日，向堂子报捷之礼，与古明堂报捷之礼相同。”种种捏造，都表明满族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。乾隆皇帝亲自践行《礼》规定的堂子祭祀仪式，并东巡盛京祭祀盛京堂子，使堂子祭祀再度兴盛。《礼》在满族群体中的推广，也使满族家庭祭祀得以发展。民间出现了一种按《礼》规定进行的变相堂子祭祀，以祭神祭祖、为家人祈福、还神许愿为主，但不以堂子为名。

嘉庆以后，皇帝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元旦去堂子祭祀，这一规定并不严格执行。下表列出了道光帝至宣统帝去堂子的次数：

清末五帝参拜该寺的次数

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清政府在盛京重修了会馆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庚子条约签订后，会馆原址被划入意大利使馆区。清政府想另找土地更换会馆所在地，但意方拒绝更换土地，清政府只能于当年在北京东南重建会馆。孟森在《满洲开国史讲义》中记载，他的同乡董守敬参与了新会馆的修建：

义和团运动后，长安左门外的堂屋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被拆毁，送给驻扎在那里的外国军队。随后又移到南池子。当时义和团运动有复苏的迹象，一切土木工程都不得被内务府和工部侵占。张百熙被特派负责此事，他任命的助手也是当时新学高明、德高望重的人。我家乡的董寿参与了这项工作，他指派的人正好在那块土地上建了一个堂屋。据说规矩都和旧堂屋一样，但由于土地有限，一切都按大小按比例缩小。制式上没有正门，西北角开了一扇小门，只能容一人侧身进入……

由于无法建造大型建筑，新建的大殿比旧大殿小得多，尽管旧大殿也不那么宏伟美丽。

清朝末年，清廷势力衰微，大型巫祭逐渐取消，只剩下小型祭祀。清朝灭亡后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退位多年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在紫禁城小朝廷中，仍严格遵循祖先留下的礼俗。由于财力有限，清宫巫祭用猪减少，一般早晚祭祀各用一头猪，只剩下一张朱漆锡制大案。伪满时期，溥仪被迫祭拜日本天照大神，宫廷式大殿祭祀便彻底消失。

关于堂子的祭祀活动，我们将在下周继续为大家讲解“堂子”。